《我和我的父辈》剧照
2019年国庆看“祖国”，2020年国庆看“家乡”，2021年国庆看“父辈”。作为“我和我的”系列电影的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如约而至。
在父辈精神感召下，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传承，其中贯穿始终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我们身边的食业家们，也在通过父辈与传承，用小家讲好大家的故事。
01
宗庆后：再穷不能穷志气
宗庆后的先祖威名赫赫，是南宋时期抗金的大将宗泽。随后的数百年，他的家族出了很多大官。只不过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到宗庆后父亲宗启騄这代，只能是当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并没有当官。
1945年，在徐州的一家医院里，宗启騄的妻子王树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排行“后”字辈，父母便取名：宗庆后。
早在南京战乱时，王树珍一个人带着宗庆后和宗端后，独自去教书，从而得到每月几斗米的工资，养活了宗庆后两兄弟。而教书的生涯，也让三四岁的宗庆后能够在学堂里得到了启蒙教育。
宗庆后在后来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南京生活的后半部分，让我在懵懂中便习惯了‘艰难’这一命题，明白它是一种常态，明白它像掌心中的纹路一样清晰、自然而富有诗意，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并且要用最大的智慧和勇气去克服它。”
南京解放后，由于宗家祖上的成分不佳，宗启騄不得不离开南京，来到了更好找工作的浙江省杭州市。但宗家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转变，有时候连米都买不起，饭都吃不上。可以说，宗庆后从小就与困窘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也造就了其坚毅的性格。
这段艰苦的岁月，造就了宗庆后的母亲王树珍，也影响了宗庆后的一生。在宗庆后的回忆中，这位具有贵族格格血统的母亲从来没有焦虑，抱怨或者退让过，她总是一副处变不惊，从容不迫的样子。
童年时候家境贫寒，但他的母亲一直以严格的方式教育他们。只要邻家孩子在吃东西，宗庆后总会十分懂事地拉上弟弟们走开去做别的事。一种“再穷不能穷志气”的傲骨就这样在宗庆后的身上潜移默化地慢慢形成。
16岁，宗庆后中学毕业就离开了校园，开始在社会上讨生活。在“上山下乡”之前，他学修汽车，走街串巷给人爆炒米，在火车站卖煮红薯。最初创业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好一点”，后来的一切远超过了他最初的目的。
02
刘永好：赤脚首富
刘永好出生于四川新津，兄弟4人。祖上曾是巴县名门望族，直到清代末期才衰落。
传家的价值来源是什么？在刘永好看来，确实和其父母有关。
刘永好父亲刘大墉是1938年冒着生命危险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参加了重庆抗日救国运动。由于白色恐怖，上级牺牲，刘大墉和党组织断线，算是脱党了，解放后作为党外人士参加了民盟，在浪潮中被打倒，在牛棚劳动。
就是那么困难的日子，刘永好父亲仍然相信国家有一天会好。刘大墉的一生有很大的抱负，他总是跟刘永好讲要不畏困难，敢于去闯，还要有社会责任感。
如果不是父亲当年敢闯才会赢的教诲，也许就不会有刘永好后来砸锅卖铁也要创业的举动。他说中国没有钱，但劳动力便宜，可以做来料加工，把产品卖到国外。他让儿女们坚持学习。1973 年有过一次升学考试，刘永好考进了德阳机器制造学校。
刘永好的母亲郑康致是黄埔军校战地医院的学员，救治了很多受伤的革命军战士，做出了很多贡献。她一生恪守清贫，从不炫富耀荣，诚信待人，给刘永好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地引导作用。
刘永好说，他们四兄弟创业致富后，每个月都给母亲不少钱。可是，母亲却不怎么用，吃舍不得吃好的，穿舍不得穿好的，生活过得非常俭朴，四兄弟多次劝说，仍无济于事，他们百思不得其解，非常困惑。
后来，母亲去世后，四兄弟翻开她留下的笔记本，这才恍然大悟：笔记本上，母亲一笔笔记录了这些钱的去处，她把儿子们给的所有钱都分发给了公司遭遇困难的员工家属和乡里生活拮据的农民朋友。母亲谦虚低调的为人和真诚待人的善心，不仅为她自己、更为刘氏兄弟赢得了好口碑，而且为他们的创业之路结下了好人缘，这让刘永好感慨、敬佩不已。
刘永好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深受父母影响，积极、正向、有激情。家庭关系也都很好，兄弟几个和平分家，每年也会聚几次，在一起都是正能量。刘永好说，他的人生受到了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他一生的财富。
03
钟睒睒：猛兽总是独行
钟睒睒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可谓书香门第。据其少时好友作家梅芷撰文描述：钟的祖父钟子逸，曾是北伐时期诸暨中共第一个党支部书记，不过因其一度脱党的经历，在“文革”时却成了家庭的负担，钟睒睒父母因此从省城杭州下放到老家诸暨。
由于家庭贫困，为补贴家用，钟睒睒在小学五年级时被迫辍学。越王勾践图谋复国、卧薪尝胆的地方就是诸暨。钟睒睒本人，也颇有越王卧薪尝胆的意思。
辍学之后，是一段绝对灰暗的人生经历，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钟睒睒辗转于嘉兴、绍兴等地，学做泥水匠和木匠。一路打工一路读书是钟睒睒的常态，在命运的最底层，钟睒睒没有放弃自己，也许是这些那个年代的大起大落，才造就了钟睒睒如今的“独狼”性格。
恢复高考之后，他参加了两次高考失利。在父母的建议下，钟睒睒最终考上了电大。钟睒睒的父亲曾经是浙江文联的工作人员，而立之年毕业的钟睒睒加入了浙江日报，一干就是五年。五年的记者生涯让他打开了思路，重新认识了自己。
随着改革的号角响起，1988年，钟睒睒决定下海，从浙江奔赴海南经商。起初，他雄心勃勃地要创办中国第一份私营报纸，取名《太平洋邮报》，但最终不了了之。之后他种起了蘑菇，准备搞养殖，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两次创业失败耗光了他所有积蓄，不得已又去大街上摆地摊，慢慢积累起了经验和东山再起的家底。1993年，钟睒睒创办海南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打响了养生堂龟鳖丸、清嘴含片、成长快乐等品牌，这份事业让他一战成名。
04
郭鹤年：做人不能忘本
“母亲影响我们不要忘本。”一句朴实的话，伴随了郭鹤年一生的商业历程。
虽出生在马来西亚，但郭鹤年一直以中国人身份自居。“父母从小也是这么教育，我们始终是中国人，不要忘本。”他回忆说。
1973年，应中国政府要求，郭鹤年巧施障眼法，帮助中国从巴西买回了30万吨优惠价的白糖，还从期货市场赚了四五百万美金。但作为国际大糖商的郭鹤年，却没从这么大的一个行情中赚到一分钱，相反还丢掉两个月的生意。
2020年，金龙鱼金龙鱼以1949亿营收创造了60亿净利润，没有满足资本的想象，股价蒸发千亿。
摊子铺很大却“不赚钱”，对此郭鹤年也早有预期，“我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和我说，‘你是做粮食的，你不能害老百姓，千万不能多赚，你要记得粮食是老百姓用的，不要做奸商。’”。所以，至今在大米、糖等民生用品的生意上，郭鹤年表示“我无论如何不能从中谋取暴利，母亲从小教育我们不能做奸商。”
金龙鱼近三年的毛利率维持在10%左右，远低于农夫山泉的55%，海天味业的45%。除了政府调控难提价外，更多的是一个企业家对初心的坚守。
一年中秋，郭鹤年收到母亲给他的礼物：一副母亲一笔一划写好然后装裱的字。从此，回到家中的郭鹤年，常常面字思人也自省。那上面写着：儿孙能如我，何必留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也是空；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共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