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窖园是传承“宋代官窖”的载体。如今，代表老派酱香的“宋代官窖”已挺进中原，走向全国。作为承载宋代窖酒文化的“官窖”品牌，路在何方？在我看来，至少以下三个问题需要各方共同思考解决。

1.官窖池：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

经三次不同的国内外考古方面的专家实地考古考察，鉴定该酿酒遗址为宋代晚期。从历史上，窖池的身份已无可置疑。然而，窖池的文化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

自汉武帝实行榷酣之法，酒利由国家垄断。根据榷酤禁条，酒、曲不许私造。宋建隆二年，朝廷下诏，“应百姓私曲十五斤者死，酝酒入城市者三斗死，不及者等第罪之”。由此看来，造曲和酿酒只能由官府经营，私人则受到了很大限制。在当时大宋王朝，这些禁令的执行，在不同区域是有一定变通的。在王朝行政体系控制较为松弛的地区，也出现了“允民般的传统，即允许民间经营。唐宋时期，贵州地域虽然统属中央王朝，然政治统治上，不过羁縻而已。也是正是这种羁縻的松散的管理，茅台显然正是属于“允民般区域。正是这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松散管理，才有可能出现太上老君的炼丹童子紫云、童女聃儿下凡传授民间酿酒技艺的现实基础。

南宋末，赵开总领四川财赋，实行“隔槽”榷酒的酒法改革。其做法是：“先罢公帑卖供给酒（原定供给官吏用的酒），次令废除扑买”，“即旧扑买场坊所置隔槽，设官主之，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凡一石输钱三千，头子杂用等二十二。”（《食货志・酒》）这是官府供应酒曲与酿具，酿户出钱到官府管理的隔槽自己酿酒，酿酒数额多少不限，只把钱（酿造税）出足就行了。建炎四年（1130），推广此法于四川四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实行隔槽法后，宋代税赋大增。茅台镇宋时属四川管辖。茅台发现的这些宋代窖池，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民间私自开凿。这些宋代窖池，毫无疑问正是官府所为，正是赵开酒法“隔槽”改革的文化遗留。

宋元以后，官榷制度日渐松弛，民间酿酒之风益盛。当其他地区官窖日渐没落之时，茅台作为远离中央朝廷的边陲之地，这些文化残留依然被完好地保留下来。“礼失而求诸野”，中原丧失的文化因子，依然存留于西南的边陲之地。茅台宋代“窖池”与官方的关系，实质上也折射边缘与中心的复杂关系。

2.官窖园：官窖载体的文化重构

官窖园作为一个承载宋代文化的载体，经过酒中酒集团斥巨资打造，并最终申请成为国家四A级景区。园区对于展示宋代酒文化,传播宋代官窖品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载体，这也体现了酒中酒集团的远见卓识。

然而，目前而言，园区的现有文化展示，尚需要进一步的全面重构。茅台酒的酿造技艺是国家级非遗文化遗产，园区在彰显这一文化特质的同时，全面呈现大宋的文化盛世。无论是园区的布局、亭台的设计、文化长廊的重置、文化展演的节目，都必须全面围绕宋代文化的典型特征。正如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对清明上河图的复制一样，让人一旦入园，真正反如穿越到大宋，品味到大宋的诗酒风流。

宋代文化博大宽广，100余亩显然难以呈现。官窖园需要进一步以酒载体，统摄宋代文化，复原重构整个宋代文人的诗酒文化生态。

3.官窖酒：品牌内核的文化植入

宋代官窖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正如设计师梁鸿所说，每一瓶宋代官窖都是“活文物”。宋代官窖的字体源于南宋《宋版广韵》，颜色取自宋代官窖经典钧瓷的红色。瓶盖取自宋代皇帝官帽。长翅黑官帽的发明人是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这种帽子仅在朝堂及正式活动时穿戴。要求佩戴人走路端庄、步伐稳健，否则会摇摆失礼，提醒上位者端庄稳健，自然产生威严，也暗喻上位者品行要端正。瓶型借用宋代古窖池遗址的六角缸，为了纪念宋代酿酒前的祭祀仪式，再现大宋酒史的辉煌。瓶中的花纹是古窖池的花纹，并组成年轮形状，代表宋代官窖的悠久历史和酒体的年份。另外花纹边缘由两条平滑的金线组成，形状恰好就是六角缸的缩略图。毋庸置疑，从品牌的包装来看，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经典的宋代文化特质。

然而，在我看来，这仅得其骨而未得其髓。作为一个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品牌，还应该更进一步将宋代文化根本特质加以提炼将其全面植入酒的品牌之中。宋代是一个文人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内敛、精致的时代。与唐代浪漫、张扬、粗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宋代官窖的酱酒特质而言，其香气馥郁、甘甜柔和、纯厚绵长正是宋代文化特征外在呈现。品牌的文化提取上应该凸显雅致、清瘦、简单的文化特质。使得酒的整个品牌呈现于宋型文化无论是内在与外在达到完美的契合。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即使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深感生命虚掷和无人理解的辛弃疾，也依然相信历史车轮会不断滚滚向前。赤水河浩浩汤汤，其千百年来所承载酱酒文化相信会随着“宋代官窖”的横空出世，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风流。

作者：杨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