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本土企业骄傲：“言行美好”希望集团创业史

198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春风吹到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年，刘永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在春节期间吃上一顿肉，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地摊，修电视机和收音机，短短几天时间，竟然挣了有300元气，相当于自己过去10个月的工资。

这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四兄弟心中炸开了锅，心想：既然修家电这么赚钱，我们为何不开一家小的电子厂呢？说干就干，刘式兄弟永远都是行动派的人物，对于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刘永好以及会修理家用电器的刘永行来说，生产电子产品并不是难事。很快，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横空出世，起了个名字叫“新意音响”。可是当刘永好拿着音响来到乡下想和生产队合作，他们出技术和管理，人家出钱，工厂一人一半。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让刘氏兄弟们的美梦胎死腹中。

多年后，刘永好仍然感到无限惋惜：“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如果当时我们做音响的话，现在我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电器大王，说不准的。”

回农村搞养殖

刘式兄弟老家在四川新津县，因为家里穷，养不起全部孩子，所以老三刘永美从小就被抱养给了隔壁村的陈家，改名陈育新，陈育新1982年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前夕对母亲说，毕业后要回乡当农民，搞养殖业。母亲望着这个从小因家境贫寒寄养陈家的三儿子，不解地说：“农村苦，你当了10 多年农民，还没当够？”

尽管陈育新毕业后到新津县农业局当了技术员，吃上了公家的饭，但他仍不死心。经过反复思考，1982年的一个星期日，他与老大刘永言，老二刘永行，老四刘永好一起，在老家的树荫下召开了刘氏家族历史上的“四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刘氏四兄弟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艰难选择：下乡创业。当“万元户”成了刘四兄弟的新理想。1982年，在左邻右舍鄙夷不屑的议论声当中，刘永好和兄弟们在自家的阳台上养起了鹌鹑。

鹌鹑越养越多，下的蛋也越来越多。每天下班回家，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就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偶尔碰到自己的学生，难免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但钱包毕竟鼓了起来。刘永好兄弟们一商量，干脆去老家古家村办一个良种场吧。为了确保自己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刘永好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没啥子问题嘛！”钟光林很开明，但是紧跟着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可是银行贷款却没有通过，1000元的启动资金成了难题，这时候，四人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家中值钱的物件，凑起1000块钱。许多年后，每当过春节，刘永好就找个地方躲起来，不是躲债，而是躲银行。地方工行、农行还有建行的老总都拼命想请刘永好吃饭，但刘永好已经不再需要贷款了。

三哥陈育新（刘永美）率先“停薪留职”，下乡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为了保险起见，刘永好和大哥、二哥决定随后再跟进。“良种场”的主营业务是孵小鸡、养鹌鹑和培育蔬菜种。没有孵化箱，他们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来做。为了建厂房，刘永好从成都买回一拖拉机旧砖，由于道路狭窄，拖拉机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了两公里之外。刘永好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愣是把一车砖给搬了回去。1983年底，兄弟们一盘点，这一年育新良种场孵鸡5万只，孵鹌鹑1万只，并带出了11个专业户，创业成功了！

可是，1984年，一场“灭顶之灾”悄然而至，4月的一天，以为资阳的客户来下订单，要购买10万只小鸡，被喜悦冲昏头脑的四兄弟马上借巨款买了10万只种蛋，但他们没有想到，先孵出来的2万只小鸡交给这个客户没几天，就听说这个客户跑路了，原来客户的2万只小鸡在运输回家后，一半闷死在路上，一半因为家里的火灾被烧死，对方已是倾家荡产。面对对方下跪的妻子，四兄弟于心不忍，默默的离开了。可是，剩下的8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现在已经没钱买饲料，借的钱又要还，现在农忙时节，农民也不要小鸡，走投无路之下，四兄弟商量到底是从岷江桥上跳下去，还是隐姓埋名，远赴新疆，最终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面对这个问题，四兄弟连着半个多月，登三轮车20多公里到城里的农贸市场卖鹌鹑，每天在早出晚归，虽然都瘦了十多斤，但是毕竟全部卖完了。从受人尊敬的公职人员，到市场小贩，脸皮越来越厚，腰包越来越鼓，四兄弟的内心也越来越坚定。

希望诞生

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已经年产鹌鹑15万只，鹌鹑蛋不仅贩卖到国内各个城市，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刘永好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实在在地显露了他的销售才能。那时候，四兄弟的基地成了全国鹌鹑蛋批发中心，他们已经把鹌鹑养到了所能达到的最大的目标。在他们带动下，整个新津县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养鹌鹑，最高峰的时候全县养了1000万只鹌鹑，比号称世界鹌鹑大国的德、法、日还要大，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鹌鹑大王和世界鹌鹑蛋大王。”刘永好喜笑颜开，眼里闪着调皮的光芒。

1986年，刘氏四兄弟决定用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词来重新命名自己的养殖场——“希望”。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一向聪明过人的刘氏兄弟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养殖鹌鹑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新津县的养殖专业户。1987年，新津县的养殖专业户小兵团作战，使用刘氏兄弟的饲料和农具，在孵化率、产蛋率和饲料转换率三项指标上都比刘氏兄弟高出2%到3%。在家禽养殖和家禽饲料方面，刘氏兄弟不愿意和身边的农民兄弟短兵相接，以免造成两败俱伤。有一次，刘永好在深圳，看到了很多大货车在通宵排队拉货，仔细一看，原来是猪饲料，原来这个时候的猪饲料这么受欢迎，而且常常缺货，这时候，他们想到了将产品升级，转战猪饲料市场。

当时，有一家名为“正大”的泰国饲料公司（就是著名的“正大综艺”节目的赞助方），已经占据了中国猪饲料市场的半壁江山。“正大”在成都投资一亿元建了一家饲料厂，虽然价格奇贵，但因为对猪的增肥效果奇好，所以，农民购买“正大”饲料还需要排长队。有些农民问刘氏兄弟：“你们为什么不生产和正大一样的猪饲料呢？”1987年，四兄弟在古家村买了10亩地，投资了400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又投入4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找了国内外一批专家进行研制开发，同时将10万只鹌鹑全部宰杀。

2年之后的1989年，“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推出市场，擅长销售和市场推广的刘永好开始将自己的销售和广告才能“玩”大。

谁能想到，被称为城市“牛皮癣”的“小广告”，开山鼻祖竟然是前中国首富刘永好。从卖鹌鹑蛋开始，刘永好就积累了一整套散发张贴小广告的经验。“希望”牌饲料一面世，刘永好马上带着自己的小广告下了乡。

“我租了一台刻印机，请一个写字好的朋友写好广告语。创意是我做的，稿子是我写的，刻是我找人刻的，贴是我自己贴的，每家每户猪圈都贴上了我们的广告。后来我们又做墙头广告。我们喊的口号，最开始是‘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后来是‘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那个时候，这种广告方式成本低，效果特别好。”

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希望”牌饲料的销量就追上了“正大”，“希望”饲料的质量不比“正大”差，每吨的价格却便宜了60块钱。

面对“希望”的不断蚕食，“正大”急了。“正大”每吨降价20元，“希望”也降了20元；“正大”咬了咬牙，再降100元！“希望”干脆降价120元！一时间，“希望”牌饲料的销量狂涨了三倍！刘永好的市场营销策略打得“正大”既没有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最后，“正大”主动找到“希望”，双方达成了协议——“希望”以成都市场为主，“正大”以成都之外的市场为主。这实际上宣告了“正大”退出了成都市场。

经此一役，奠定了“希望”牌饲料在中国猪饲料市场的霸主地位。许多年后，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央视邀请刘永好前去作为嘉宾。下属们觉得要给昔日的手下败将当“绿叶”，非常没面子，但刘永好却力排众议，“正大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进军全国

创业阶段，刘氏兄弟很少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偶而有几次，母亲大人在世的时候，最终由她来决断；母亲去世后，老大刘永言说话比较有分量，兄弟们的性格都是尊重真理，有事坐下来谈，谁有理听谁的。

刘家有四个媳妇和一个女儿，创业之初，四兄弟便开了一个“大男子主义和霸权主义味道十足”的会，一致通过了“让各自媳妇回家看孩子，今后不得参政议政”的决策，刘家内部没有乱七八糟的事。家和万事兴，从这一点来看，刘家兄弟不赢都没有道理。

1992年，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集团成立不久，按照兄弟四人的价值取向和各自特长，刘氏产业被划为三个领域：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老三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并且开拓房地产；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一起到各地发展分公司，复制“新津模式”。

跨越式发展

产业明确之后，就该划分产权。刘氏兄弟的分家实在“太不精彩”，兄弟四人丝毫没有在“创业之初投资多少”和“创业之时作用大小”等方面斤斤计较，他们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平均划分资产，兄弟四人各占整个产业25%的股份。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在希望集团的合作堪称是最完美的组合。刘永行擅长内部管理，刘永好擅长对外公关与谈判。1993年，第一次产权明晰之后，在5月份，仅用七天的时间，兄弟俩人便横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签下建立4个饲料场的协议。这一年共建立起10家饲料场，个个盈利。到了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各地的分公司已经发展到27家。

爱学习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刘永好和刘永行两人都是学习的高手，一个班里两个好学生，都想当班长，怎么办？

几年过后，刘永行对外交流的潜质激发了出来，而刘永好的内部管理功底也更加成熟，原本互补的能力和风格开始在企业决策方面产生了分歧。而此时面对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环境不允许希望集团发生在战略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及时执行好战略和决策也会贻误战机。

一座山上呆着两只老虎终究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终于，在1995年3月的董事会上，两只老虎开始讨论各自“占山为王”的事。

根据刘永好的建议，这次董事会完全在“绝密”状态中进行，只有刘氏兄妹五人参与决策，对各自家属都保密。最终，经过董事会通过，从1995年4月13日开始，总部所有下属分公司的资金与资产全部冻结，不允许公司间流动，也不允许总部调拨。仍然是“资产平均分配”原则，全国27家分公司一分为二，划为东北与西南两个区域，刘永好坐镇西南，刘永行掌控东北。

1995年5月15日，刘永好和刘永行在董事会文件上正式签字。文件正式规定：两个片区禁止跨区域开拓，干部的互相流动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董事会成员今后的开支不得在集团报销。

从此之后，创业期间产权极端模糊的刘氏兄弟在一夜之间划分得清清楚楚：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公司，老三刘永美（陈育新）建立华西希望公司，而老四刘永好成立南方希望公司（后来改组为大名鼎鼎的新希望集团）。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妹妹刘永红，也给了她一部分股份。这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史上最精彩最完美的“亲兄弟，明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