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成义烧房老照片）

成义烧房首当其冲，迎接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就在这时，除茅台本地的“王茅”、“赖茅”外，还出现了“金茅”、“越茅”、“丁家醇”等品种，这些所谓的茅台酒在贵阳等地酿造，只是普通的高粱酒。华问渠凭借老招牌，工艺成熟，品质优良，又在报刊上刊登“醇酒老窖”的广告，保持了竞争优势，销路较好，盈利猛增。

（图：茅酒之源）

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成义烧房因工人失火被毁，华问渠借此机会扩大生产规模，“以年产十万斤为指标”。 扩建后，成义烧房窖池由原来的12个增加到18个，产量达到空前的42000斤，并为年产十万斤的目标而努力。

（图：成义烧房老照片）

这时的成义烧房实行经理负责制。成义烧房的经理薛相臣向华问渠负责，全面主持成义烧房的生产经营活动。

薛相臣原本是永隆裕盐号的一名学徒，由于具备定 的组织管理能力，比较精明能干，所以，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华向渠提拔他作了成义烧房的经理。华问渠用人不疑，放手让他干，并且采取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薛相臣除薪水外，每年年终与老板分红。老板占八成，薛相臣与员工占两成。这种办法，充分调动了经理和员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

由于激励分配机制较为合理，利益一致， 华问渠与薛相臣一直合作得比较好。烧房里的重大事务薛相臣主动请示华问渠，经华问渠拍板决定后，薛相臣再负责贯彻落实。因此，成义烧房得到了较为平稳的发展。

但时间一久，华问渠与薛相臣之间的矛盾凸现出来。薛相臣认为华问渠管得太死，尤其是资金“卡”得太紧，什么事情都要过问，他不好开展工作。华问渠对薛相臣也有意见，说他把自己的女婿、姨侄、外甥全都安插在烧房的重要职位，如会计、出纳等职位上，而且全家人不分内外都在烧房里吃住。虽然两人有了一些隔阂，但双方保持克制，没有发生什么华问渠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双方的关系始终保持得比较好。

（图：成义烧房老照片）

茅台酒生产季节性很强。成义烧房采取固定工与临时工结合的制度。酒师、工人因技术水平、劳动强度不同，工资、福利待遇差距较为明显。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大，制曲工每天踩曲一石(600斤)，烤酒工每天蒸七甑。烤酒工尤其辛苦，每天蒸七甑，每甑至少用时一个半小时。成义烧房的酒师，一把手 (酒师)每月银元十公八元，二把手(酒师助手)每月银元五至六元，一般工人三至四元“以1936年米价折算，酒师每月只能买米三斗至三半五升，二把手只能买米二斗至二斗五升，一般工人只能买一斗二升至一斗七升”。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八月，国民政府货币急剧贬值，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社会动荡不安。成义烧房工人收人大幅下降，几乎陷人困境。磨工周绍清同烤酒工邬大洪、龚得华等人商量，要求烧房增加工资，要么直接发大米，要么按米价发工资。否则就“交围腰”(围腰是工人操作时系在胸前的块布，用于摭挡热气等)，集体罢工，或者集体辞工。薛相臣婉言拒绝，被迫无奈的工人们毫不妥协。薛相臣采取高压政策，试图以开除要胁，仍然没有成功。薛相臣只好请示华问渠，经华问渠同意增加工资，并按市价计发。工人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后，才恢复生产。

“成义回沙茅酒”的售价是一般高粱酒的数倍，在竞争中又占据优势地位，加之市场供不应求，因而利润十分丰厚。以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为例，当年生产茅台酒30000斤，每斤包含税款在内售价1元，共计价值3万元。其中，购买高粱200石，支出2000元;购买小麦200石，支出2600元，两项合计4600元。用煤200吨，支出2200元。购买酒瓶3万个，支出1500元。雇佣工人19人，雇佣临时工折合固定工3人，共计22人，支出2340元(含伙食费)。职员工资、应酬费、商标费等管理费用2260元。固定资产折旧500元。全年各项开支合计13500元，扣除后，获取利润16500元，利润率达50%以上。这些钱，几乎全都用在了文通书局的出版印刷上。

成义烧房当时面临军阀官吏的敲诈勒索，政府的苛捐杂税，处境一度十分艰难。

抗战时期，贵州省建设厅厅长何辑五，自恃国民党上将何应钦是其胞兄，相中了华家的成义烧房，暗中施以政治经济压力，拉拢打击手段并用，想以‘ 贵州企业公司”吞并华氏产业。华氏家族植根商界数十年，也颇具周旋能力。启动国民党少将吕新民，亲自赴南京何应钦官邸游说，终于让何应钦出面打招呼制止了其弟的行为。

何辑五无奈，又让他姓华的妻子到华问渠家认“本家”，图谋以宗族关系拉拢说服华问渠。华问渠看穿了他的阴谋，以虽然同姓华，但地域各异，一个在江西临川，一个在江苏无锡，不便相认。华问渠又以祖业作价人股，失去主权，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于心不安，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虽然守住了家业，却因此得罪了贵州企业公司和何辑五。

此外，大小军阀、官吏，上至省长，下至县长，乃至县衙小吏，以及地主豪绅、土匪恶霸，都来敲诈勒索。华家虽然亦官亦商，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为了保证正常经营，也只好曲意逢迎，殷情接待。

每逢过年过节，成义烧房都要专门准备好茅台酒作为礼品，送给这些人。一次少则数瓶，多则上百瓶。平时也要送钱送物，迎来送往，招待宴请，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以求保护，得以生存发展。省府、县府的各级官员来到茅台，都要到烧房里走走看看，吃饭、住宿、喝酒、赌博、抽鸦片甚至嫖娼，全都由烧房承担。若遇打牌，不仅经理要作陪，只能输不能赢，而且还要垫上全部赌资。走时还要送茅台酒，笑脸相送几里、十几里不等。对税务局的科长、职员等大小官吏，更是开罪不起。各种招待殷勤备至，如孝敬父母一般。否则，就会遭到各种来路不明的打击报复。特别是遇上缴纳税款，因为惧怕他们敲竹杠，要先送上礼物，再送上数十瓶甚至上百瓶茅台酒。有时还要在茅台酒提价之前，帮他们买酒或将酒留下，开列名单数量通过他们:“茅酒即将提价， 现在给你留下xx瓶"。提价后即将提价增值的现款送上，以维持关系。税务官员也会在提税前通知烧房，提醒购买大量税票存放起来，以减少税款，获得便宜。

更大的威胁来荣和烧房和恒兴烧房的竞争。荣和烧房产量较低，经营管理上相对也较滞后。恒兴饶房则资金雄厚，产量也大，严重威胁着成义烧房的市场。成义烧房便与荣和烧房联合起来，采取排、挤、压的办法对付恒兴烧房，试图不许“赖茅”插足分享利益。两家烧房联合指责恒兴烧房粗制滥造，诋毁它的声誉，并且不允许在茅台出售。恒兴烧房也不服气，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宣传“用最新的科学方法酿制”，以排挤成义烧房和荣和烧房。华问渠也通过文通书局编印的报刊刊登大量广告，打起了广告战。在宣传上，成义烧房突出名牌和品质，制造供不应求的氛围，还在价格上竞争，“赖茅”提价他也提价。同时，文通书局在成都、重庆、昆明、长沙、广州、上海等地的分局，销售茅台酒，拓宽销售渠道。

（图：成义烧房）

建国初，贵州省人民政府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采取扶持私营工商业、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对成义烧房实行“公私顾”、“劳资两利”的办法予以扶持。

1951年秋，仁怀县人民政府请示贵州省、遵义地区专卖部门同意，责成当时的县税务局兼专卖事业局负责人王善斋出面，由仁怀知名人士周梦生先生作中证人，分别于1951年11月5日、8日两次协议，以旧币1.3亿元、合人民币1.3万元，购买了成义烧房。随即，仁怀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贵州省专 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恢复了生产。随后又将荣和、恒兴两家烧房并入茅台酒厂。从此，茅台酒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选自《茅台酒文化笔记》，作者周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