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马年春节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重磅定调社区团购行业：社区团购绝不是法外之地。

在最高检2月9日举行的专项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目前部分社区团购平台存在商品质量等问题，并且平台通过格式合同条款将风险和法律责任转嫁给线下供应商，最终导致消费者投诉无门难维权。

同时，根据发布会上给出的数据显示，现阶段国内社区团购用户规模突破6亿，覆盖超80%的城市社区与县域市场，社区团购俨然已经成为中国零售业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从2020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等都针对社区团购行业发布过相关指导规范，但本次最高检则是从法律层面给社区团购行业进行定性，不仅意义更重大，这也是对过去一年社区团购专项监督（全称：社区团购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的总结。

当然，最高检本次的行业典型监督，也将给社区团购平台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监管深入细节

实际上，自2020年社区团购资本团大战以来，我国监管层就高度重视社区团购行业乱象的监督与治理。

典型如2020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提出规范社区团购经营行为的“九不得”规范，其中前三条就涉及当时最关键的低价倾销与掠夺性定价等问题，此外还包括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

在当时，随着资本团通过价格战、补贴战等将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铺向全国，很多供应商、经销商乃至地方菜农抵御不住互联网经济的洪流，导致利益受损；部分消费者也因为商品质量与定价“货不对板”而遭遇欺诈，这也让价格治理成为彼时社区团购行业的治理重点。

比如，上海市场监管局在2022年发布多起“严打社区团购价格违法行为”的典型治理案例，包括闵行区某社区团购公司哄抬食用油等商品价格案、普陀区某团购供应商将夹心猪肉等商品以五花肉的价格对外售卖。

因此，在第一阶段的社区团购价格治理之下，一批鱼龙混杂的团购商家和平台被快速出清、淘汰，社区团购的价格秩序相对回归理性；但社区团购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消费降级的大趋势之下，主打商品性价比的社区团购反而更受欢迎。

这也给行业监管治理提出新问题。

2025年5月，最高检首次提出“社区团购专项监督活动”，聚焦行业监管手段落后、相关规定措施不配套、消费者权益保障难等问题；而在后续专项调查中，最高检调查组发现社区团购平台的中心仓、网格仓及自提点等仍存在缺少备案、缺乏管控、质量检测流于形式和环境卫生不整洁等食安问题。

（2月9日，最高检召开“深入推进‘食药安全益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新闻发布会）

典型案例如某地社区团购的自提点虽标注带有“冷藏冷冻柜”，但线下并没有专门冷藏冷冻的设备；部分社区团购自提点则直接将生鲜用塑料袋包装并放在常温的地面上。

可见，自去年开始的第二阶段社区团购专项治理，比前一阶段更加细化，尤其是将监管治理的重点视角放在行业链路是否合规、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等细节上，相当于监管的核心从消费者最直观感受的商品售价，转移到消费者“体感”不强、但本质上决定商品定价与质量的供应链环节。

为此，最高检自2025年7月以来在湖南、上海等多地多次召开专项听证会，探索建立健全注册地社区团购行政监管制度体系；而截至目前，主要头部社区团购平台在全国105个地级市完成商家证照信息公示、将50000余个中心仓、网格仓及自提点纳入属地市场监管，进一步做到社区团购链路的公开透明化。

显然，从直接的价格监管，到如今对社区团购供应链路的专项细化治理，这不仅是监管治理的升级，也代表着监管层锚定社区团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全行业重点深耕“品质主义”，并且将深刻影响行业主要平台的发展格局。

利好“品质主义”

从法律逻辑切换到商业逻辑来看，最高检提到社区团购行业及相关的监管治理方案，本质上是在强调行业回归“品质主义”，这对现存的头部地方团也是好事。

类比去年的私域直播行业治理，监管层的重点是重塑食品行业的品质安全定位、打击“以次充好”“虚假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本质是驱逐行业“劣币”，让行业“良币”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目前留在牌桌上的社区团购玩家而言，未来发展的重要主线便是强化品质主义，从供应链源头上提升商品品质、在经营链路上强化主体责任和实际监督，为消费提供更有质价比的商品和更完善、及时的售后保障服务。

尤其是部分聚焦区域市场深耕本地供应链的地方团，必须更加重视发展品质主义，才能在大浪淘沙之后继续保持优势地位。

（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开展社区团购专项监督）

比如，大庆区域的九佰街，依托当地的东北特产商品资源，深入主要品类的核心产区进行专业采购并指导当地农户的生产，包括泰来县的大米基地、林甸县的嘎啦柿子大棚和嫩江县的大鹅养殖场等。

再进一步，九佰街还与越来越多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各大农业耕作主体展开定制农业合作，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公司的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发展。

据了解，截至目前九佰街已经自建形成1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分拣中心，涵盖常温仓储、保鲜库、冷冻库，拥有56台配送车、40余条配送线路。

再比如，湖南地区的知花知果，在生鲜品类上与农产品基地合作进行订单化生产，通过向产地输出种植标准而获得品质更稳定的产品；在标品品类上对标胖东来、盒马等的商超品质，同时推出知花严选、知简味等高质价比的自有商品。

尤其是，知花知果创始人蔡世龙还曾透露，2024年平台花十几万元投了一个实验室，基本上生鲜产品每天都在自己做检测。

在专业化的品控环节，远方好物也引入了SGS检测标准，对食品实施高达308项的严格农药残留检测，比如鸡蛋需要进行三聚氰胺检测、驼奶则需进行基因检测。

显然，在这一轮的社区团购专项监督治理之后，地方团必将更加注重商品与服务的品质提升，而品质主义的要求不仅限于地方团，一家独大的资本团更应该在食品安全、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出示范作用。

据了解，目前多多买菜正在一线城市减少白牌“便宜货”的供给，比如在上海，多多买菜的牛肉供应商是恒都、鸡肉类是圣农；另外，在拼多多主站提供约40%GMV的黑标品牌商品，也开始向多多买菜供给；未来不排除提供专营的自有品牌商品。

显然，从地方团到资本团，都在跳脱出原先“便宜货”的单一定位，更加注重品质与价格两手抓，尤其是以口碑经营和社群信任为核心的地方团，对商品品质的重视程度往往要摆在价格前面，这也是在区域市场吸引高粘性“回头客”的关键。

整体来看，对社区团购行业而言，平台方不必过度悲观看待监管治理的细化，更应该看到强调品质主义、链路优化对行业带来的良性作用，以及在新的监管导向之下行业各环节出现的变化，从供应链到线下场景皆是如此。

向实体延伸

再从商业模式来看，过去，社区团购的核心是社会协作模式，即中心仓从专业物流园区租赁、网格仓为加盟模式、自提点为社会店面的分佣模式，运输车辆也主要是调用闲置资源，但这种快速、低成本扩张的路径，在新的监管治理环境下可能已经无法走通。

到如今，社区团购社会协作模式所存在的细节弱管控与主体责任难追溯等弊端，在各个细分经营链路都强调以品质为先的背景下，平台将不得不强化更强管控的方式，措施包括供应链环节的“生鲜基地直采+标品自营品牌”模式，还有现在持续拓展的直播团店。

比如，九佰街在2024年3月初官宣首家直营团店开业，开业便拉新3000人，实现销售额6万元；知花知果在近年重点推广“知花知果小店”，从省会城市进一步向县城及周边省份拓展；还有兴盛优选，从去年也开始探索最为火爆的社区团播赛道。

变化的逻辑不难理解，流量红利正在从公域向私域深化，地方团又更注重用户运营，而通过加盟模式管控的线下团店，也将成为经营流量和用户信任的重要场景。尤其在新的监管环境下，平台也应该更加重视自提点的管理与细致服务。

因此，多多买菜未来也可能跟随趋势发展加盟团店，类似京东便利店、京东拼拼的县域市场加盟连锁，再综合快递自提业务，形成线上线下一体的“大超市”模式。

一切皆有可能，在新的监管治理环境下，坚守品质主义的社区团购平台有望在赛道上继续跑出优势。

来源：开曼4000

文 |郭德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