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醉美团队

“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

1979年的5月14日，在珠岛宾馆听完汇报后，谷牧指出，全国的体制要改革，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没有经验、没有路径、没有模板，一切都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这么多省份，谁先冒险“过河”？

广东，首先站了出来。

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正在推进之中，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也在积极进行经济转型，彼时的汾酒就作为改革的先锋，走到了改革的前台。

今天，广东省正在把大湾区建设作为发展改革工作“主战场”；而汾酒也已成为整个山西省乃至整个酒行业国企改革的“排头兵”。当“改革与发展”成为两者共同语言的时候，他们的“相遇”也就有了更多的故事和共鸣。

9月1日，行走的汾酒2020新闻发布会将在山西杏花村举办，并同时启动文化大讲堂、名家对话、四地火炬传递、点亮珠江等一系列活动。

1978，为改革而生

1978年，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这一年，汾酒作为山西代表企业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科学大会，获评“先进集体”。

第二年的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提出，请求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贸易合作区”。

▲1979年的广州城区（图片来源：网易新闻）

而“经济特区”也是最早从广东开始试行的。

为了给建立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章程，国务院早在1979年8月就委托广东省有关方面起草关于举办特区的法规性文件。后来则由谷牧领导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组织研究论证，先后三易其稿。

也是在这一年，汾酒集团成立，成为行业首家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企业。在向现代化管理体系迈进的途中，汾酒也率先完成了管理体系的改革步伐。

改革的大潮翻涌着中国经济的南大门，同样，也在三晋大地上翻起了涟漪。而汾酒和广州的故事，也从未间断。

在汾酒集团收藏的众多书画作品中，有一幅著名画家关山月的《清明诗意图》，作品创作于1978年夏天，地点是广州。

当时汾酒一位副厂长带着两瓶酒去广州专程找关山月求画，关山月听了杏花村的故事后便欣然应允，并对这位副厂长说，“你先出去转转，两天后来取画”。

▲关山月为汾酒创作的《清明诗意图》

副厂长离开时，特意留下了两瓶汾酒，待他再次登门时，关山月一见面就说，“喝了你们的酒感觉非常好，这幅画一上午就完成了”。画面中，一个牧童骑着牛正指着隐藏在一片杏林中的杏花村，告诉杜牧哪里有美酒。

“诗意”之外，则是广州和汾酒一同留下的“改革故事”。

第一批个体工商户在广州创业。借锅开小食店起家的容志仁、第一个领牌执业的陈兴昌、开办“何植记鞋厂”的何炳父子、长堤大马路“胜记”老板温万年……改革开放后，内地第一批个体户在广州应运而生。从广州的“个体户第一条街”——高第街到全国第一个“万元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广州率先成为现实，推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变化。

改革是创造奇迹的路径，如同改革让广州产生了很多“第一”一样，汾酒也在改革的大时代中勇立潮头，讲述着“汾老大”的成长。

1988年8月，当人们还在排队购买电车牌肥皂时，美国宝洁在广州组建成立了其在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一包几毛钱的“海飞丝”洗发水，让这家全球日化龙头开始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

▲1986年，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获得的国家质量管理奖证书

这一年的5月，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汾酒全面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实行集团化管理和集约化经营。经省政府正式行文批准，以原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为核心企业，万吨大曲、企业公司、汾青、白玉等六个紧密层企业，40多个松散层企业共同组建杏花村汾酒集团。

彼时，新华社曾报道，杏花村汾酒在全国有“四最”：“一是每年的出口量最大，等于全国其他名酒出口量的总和；二是名酒率最高，达99.97%，全国每斤名酒中就有杏花村汾酒厂的半斤；三是成本最低，物美价廉；四是得奖最多”。

1993，“全国第一”

1993年12月，广州地铁一号线正式动工。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交通主要依靠公共汽车与自行车，全国城市中的汽车不足200万辆。

这一年12月，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组建。

▲1993年，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成立挂牌仪式

彼时，无论是广州这座因改革而备受关注的“年轻城市”，还是谋求在资本市场再次引领行业腾飞的“山西汾酒”，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探索与突围，为中国经济、为中国酒业都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

上世纪80年代末，23岁的陈凯旋来到广州打拼。1994年，他和哥哥陈凯臣白手起家创立了立白公司，得益于当时广州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他们用20多年的勤奋经营，从没有工厂、没有技术，只能依靠委托加工，到如今经洗涤剂销量全国第一、世界第四。

此外，广州还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外向型经济，当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在商务领域创造诸多“全国第一”，包括第一家外资的医疗机构、第一家中外合作出租车企业、第一个引进外资开发的住宅小区等。

▲1993年11月3日，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举行股票发行新闻发布会及签字仪式

而汾酒则建立了白酒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1994年1月6日，经过酝酿改组、申报复审、股票发行、上市申请四个阶段之后，山西汾酒顺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这不仅是山西省首家上市公司，也是我国白酒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与广州诞生的多家“新生”的公司不同，汾酒是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汾酒发展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标志着汾酒翻开了股份制经营的新篇章。

2018，会师广州

2017年12月，《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召开。

据说，与会嘉宾后来很多都自发成为了广州的城市推广大使，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中国。

第一次来广州的苹果公司CEO库克对珠江印象深刻，“靠近水边的城市都拥有独特和鲜明的个性”。

在经济学家林毅夫看来，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广州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保持千年不衰的商业型城市，“实际上是人努力的结果”。

就在《财富》全球论坛的第二年，汾酒全球经销商大会也选择了广州。

在汾酒首场全球经销商大会上，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发表了五千余字的讲话，47次提到了“改革”，并首次提出了“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的三个变革方向。

本次汾酒全球经销商大会选在广州召开，是因为这里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领航之地，是40年中国改革的样本和排头兵。

▲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秋喜

在李秋喜看来，2018年的经销商年会，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把会议地点选择广州，就是想向大家传递汾酒改革不停步，改革再出发的深意。”

曾在1995年就到访过广州的日本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社长柴田拓美，趁《财富》全球论坛的契机又来了一次。时隔数年，再次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他感叹这种差别“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奇迹”也发生在了汾酒身上。

彼时，经过了两年改革后的汾酒彻底爆发出了“汾酒速度”，2018年，汾酒集团完成销售160亿元，其中，酒类销售110亿元，同比增长34%，圆满实现酒类销售规模两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还是在2018年，汾酒入选国务院国企改革“双百企业”，也是全国白酒行业中唯一一家入选企业。同时，引进华润作为战投、实施股权激励等，一系列改革新举措推动汾酒不断前行。

“近两年时间里，汾酒人用切身实践，有力地证明了改革就是汾酒解决发展瓶颈的关键一招，改革就是汾酒实现复兴伟业的必由之路”，李秋喜说。

“行走的汾酒”文化大巡展活动也是从2018年开始的。

▲2018年4月，李秋喜点燃象征中国白酒6000年历史的“生命之火”，“行走的汾酒”文化大巡展活动正式启动

2018年4月24日，“行走的汾酒”2018汾酒文化大巡展系列活动在杏花村遗址拉开帷幕。随后，历时7个月，高举文化大旗，一路东进郑州、济南，南下杭州、上海，北上呼和浩特，到访古都西安，在国内白酒市场引发了轰动效应。

“行走的汾酒”系列活动背后就是汾酒对其自身白酒历史和文化的自信，也是对6000年中国酒文化的弘扬。

2020，大湾区与大清香

“大湾区”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引擎。

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广州凭借着人才、货物、资金流、信息流等高端要素的加速流动，海陆空“经脉”日益畅通，成为了大湾区建设的庞大流量入口和强大动力源之一。

“大清香”也正在成为整个酒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在白酒行业进入新常态以来，浓、清、酱“三香鼎立”的格局被频频提及。除了汾酒不断推动品牌复兴，带领清香型白酒频频现身高光时刻外，其他清香型白酒同样在高端市场“集体抬头”。

“2020年对汾酒来说是特殊的一年，新的形势对汾酒提出了新的要求”，李秋喜表示，“突破”要成为汾酒的一种新的发展状态。

而2020行走的汾酒，正是汾酒实现“突破”的一个路径。

广东是汾酒突破南方市场的战略要地。据悉，本次行走的汾酒2020“点亮珠江”活动，不仅在现场设有文化展示区、互动区、品鉴区等与消费者深度沟通的场景，还将在深圳、东莞、珠海、广州四地展开联动，由当地汾酒经销商参与火炬传递以及“点亮珠江”仪式等内容设计。

无论是“大湾区”，还是“大清香”，其实都是一种改革不断深入的体现，变革依旧是白酒行业通往未来的必由之路。今年7月，在以“结构·体系·方位——后疫情时代中国白酒产业再出发”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白酒T9峰会上，李秋喜曾表示，“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必须由内而外发生变革的时代，也只有求变才能图强，白酒才有无限广阔的未来”。

就在近期，李秋喜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计划用“三个五年”，要把汾酒“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三年改革之后，汾酒再度开启了新的“三个五年”计划，行走的汾酒，永不止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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