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勾画未来的《管理的逻辑》

讲现代管理的书很多，讲管理历史的也不少，相像未来管理的文章也有。但是，用相同的逻辑，用管理历史勾画未来管理的书没有。有幸读到一本，书名叫《管理的逻辑》。

用历史勾画未来，关键要找到一条线索，用相同的逻辑解读历史，并且能够勾画未来。《管理的逻辑》这本书提出的逻辑是：最小经营单元，以及最小经营单元所能达成的最大规模。

最小经营单元，即经济细胞。最小经营单元的最大规模，决定了管理的复杂程度。

我们知道，文明的划代其实是以技术进步为代沟的，而技术进步恰恰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最小经营单元。

历史是未来的序幕。用一条逻辑轨迹勾画未来，这是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顺着《管理的逻辑》提供的最小经营单元的轨迹，我们看看管理是如何变迁的。

农业文明的经济细胞：家庭

从管理的意义上分析，现代文明（工业文明）之前，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四种文明形态——农业文明、商业文明、草原文明、自然文明。

农业文明。现代之前的中国，是农业文明的代表。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该流域恰好位于400-800毫米等量降雨带之间，适合旱地作物。宋朝以后，800毫米等量降雨带南移，中华文明也渐次向南发展。适宜农业的特定地理环境，产生了当时比较发达的农业，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经济，中华文明也就表现为农业文明。

中国古代一直是重农主义观念，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轻末，扬本抑末，贵农贱商。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工业文明之前的文明形态是农业文明。

商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不同，欧洲的文明起源于城邦割裂、不适宜农业却适宜贸易的地中海，凭借海洋便利发展出了商业文明。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P26中说：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用于商业账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东西。只有通过这些数字才能直接掌握这些具体东西。他们能够在假设下深入研究某个问题，原因就在此。

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由于这个缘故，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组织其社会，与中国社会制度形成对照，中国社会制度可以叫做家邦。

“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因为在同一个市民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但是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亚当·斯密说：“交易可能是人的本性之一，它的历史可能与语言一样古老。”

草原文明。400毫米等量降雨带以北，文明形态一直是草原文明，如威震欧亚的匈奴、突厥、蒙古，均属于草原文明。

400毫米降雨带以北，雨量不足，不适宜农业生产，草原资源又不具备稳定而可持续的保障能力，只有军事掠夺才能获取生活资源，所以，草原文明的经济组织与军事组织是一体的，组织复杂程度并不低，只是没能够将其文明延续下来。

自然文明。位于赤道附近的地区，食物易得，生存容易，加上热带地区体力劳动会消耗太多的能量，从而不适宜高强度的劳动，导致位于该地带的人们表现得比较懒散，既没有扩张欲望，也没有进取精神，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温饱式生活方式，组织结构比较简单。

譬如：1971年，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发现了塔萨代人。他们一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是食物采集者部落，共有27人。“在至少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塔萨代人的先祖过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这个小群体的最为明显和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他们根本就没有‘武器’、‘ 敌对’、‘ 愤怒’或者‘战争’这样的词语。自从与外人有了接触后，他们急不可耐地采用了波罗刀，即菲律宾人用的一种长刀，因为这种刀优于他们采集食物、砍斫树木和劈开树丛用的石制工具。但是，他们拒绝使用矛和弓箭，因为他们不能运用这些武器来采集食物。他们仔细而平等地在群体所有成员中分配自己采集来的所有食物（番薯、水果、浆果、鲜花、鱼类、螃蟹和青蛙）。”《全球通史》P37。

工业文明的经济细胞：公司

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的经济组织打上了强烈的地理气候特点的话，工业文明的经济细胞在组织上趋同化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然而，机器的发明带来的不是机器时代，而是工业文明，标志是工业化大生产，载体是企业（公司）成为社会的经济细胞和社会细胞。

工业化大生产，解决的是生产效率和成本问题，也就是满足社会对物质增长的需求问题。解决办法是企业规模越来越大。

现代企业管理有两大支柱，一是韦伯的科层制，二是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

工业化大生产，遵循规模经济的原则。按照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竞争力首先来源于“成本领先”，而“成本领先”又依赖规模。所以，如何构建能够形成巨大规模的经济组织，成为科学管理的支柱之一。

韦伯的科层组织，按照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层层叠加，可以形成巨型组织。现在各种组织模式，不管如何变形，都脱不了科层制的旧窠。IBM在人数最多的时候，管理层次达18级。没有这么多层次，根本不可能把全球数万人有效组织起来。

韦伯的科层组织，解决了怎么把更多的人组织起来，而基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研究了分工后的效率问题，“经营管理之父”法约尔解决了规模化组织的管理原则。

根据上述两大支柱，规模化大生产的组织框架基本成型。管理的其它问题，则是立足于解决规模化组织所衍生的问题。

管理与经济细胞的变迁

现代管理，诞生于德鲁克，终结于德鲁克。

德鲁克1946年出版的标志著作《公司的概念》，标志着现代管理的诞生，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上再也没有可以载入教科书的管理理论。

从蒸汽机诞生到管理之父泰罗的管理启蒙，大约100年时间，再到德鲁克的现代管理成型，又有约50年时间。

个中原由，在于技术的进步只有带来经济单元的变迁（经济组织方式的变化），才是划时代的变化。

《公司的概念》之厉害，就在于德鲁克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看待现代组织——企业。企业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组织，是工业文明的最小经济单元——经济细胞。

这正是德鲁克的伟大之处。从一个社会文明的最小经济和社会组织——公司，而且是从组织入手。管理，其实是组织变化的必然结果。

工业文明的经济细胞，相比农业文明有巨大的变化。农业文化的最小经济单元（经济细胞）是家庭。家庭既是社会组织，也是经济组织。

在经济细胞的变迁中，有些是高壁垒，有些是低壁垒。比如，欧洲的商业文明，家庭不是贸易的基本单元，需要比家庭更为庞大的经济组织。比如，哥伦布欧洲大发现，就有众多的投资人。同时，城邦也是维持经济利益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模式，向工业文明的公司化变迁时并无巨大的代沟。相反，中国以家庭为经济细胞的农业文明，向公司化转型中有巨大的代沟。直到近几年，在中国的经销商转型中，还在反复讲要“从个体户向公司化”转型。

草原文明的军事组织某种程度上也是获取经济资源的组织，两者有重叠度。而自然文明虽然仍然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组织，但由于获取食物相对容易，缺乏有组织的经济活动，所以，缺乏明显的经济组织。

从管理的复杂程度讲，以家庭为经济组织，管理是最简单的。超过家庭的经济组织，如商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经济组织，管理复杂程度就比较高。

现代管理的异化

科学管理的异化有三大“成果”：一是庞大而无效的“管理层”；二是庞大管理层带来的复杂的管理“流程”；三是复杂流程所衍生的KPI。

传统管理的组织形式，无论怎么变化，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最高层是一个小型决策层，如董事会；二是最基层才做有效工作。除此之外，其它管理层纯粹是为了维持组织动作的管理层。这个管理层既不做决策，也不做有效工作，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管理”，“管理”本身成了一项工作。这就是科学管理在组织模式上的异化。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就越庞大。

分工产生了专业化，专业化与科层制结合，就产生了流程。原来一个人做的事，现在经过很多人、很多层次，就形成了流程。流程到极限，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道干什么事，不知道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

为了解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就需要KPI。KPI就是流程把整体分散后，通过KPI再还原。所以，KPI是集科学管理之大成的管理工具。然而，就像一个极复杂的钟表拆散后，非专业人士很难还原一样，KPI最后也异化了。完成KPI成为工作，而不是通过KPI还原最终目标是工作。

这三大科学管理的异化“成果”，因为是科学管理所内生的，所以即使有N多次的“流程再造”，终究还是会陷入“再流程化”的怪圈，而科学管理的内在机理又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信息文明的经济细胞与管理

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文明渐次进入信息文明，标志就是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

前面讲了，农业文明的经济细胞是家庭，工业文明的经济细胞是公司，那么信息文明的经济细胞是什么？

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之所以必要，就是内部管理成本小于外部交易成本。外部交易成本的核心部分是信息成本和物流成本。在信息文明时代，获取信息的成本恰恰是最低的。

在工业文明的后期，跨国公司的组织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世界经济的模块化。硅谷是世界研发中心，中国是世界制造中心，纽约是世界营销中心，伦敦是世界设计中心，印度是世界呼叫中心。

世界经济模块化，既是工业文明的最高成果，也是信息和物流成本下降的必然。它实际上是新型文明形态的预演。影响信息文明时代经济组织的要素有三项：第一，信息平台。目前，既有世界性的统一互联网信息平台；也有类似腾讯、阿里的公共化的商业平台；还有海尔、韩都衣舍把公司变成创客（员工）的平台。平台的商业意义在于：它是以信息为基础的商业优化，而不是以管理为基础的组织优化；第二，创意单元。创意并规模优势，很多组织都可以归类为创意单元，比如营销、设计等；第三，生产制造单元。生产制造单元一定有规模优势，但未来的生产制造单元规模并不是人的规模，而是机器的规模。比如发电厂，规模越大，自动化程度越高。

一切预测都有风险。信息文明的经济细胞到底是什么？信息平台未来到底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公用平台，有不确定性，我倾向于是经济组织，信息平台肯定是编程组织；创意的小组织无疑是经济组织；生产制造单元的大组织，仍然可以归类为小组织。机器组织是编程组织，人的组织体系才是管理组织。

这么看来，未来的大型经济组织，倾向于编程组织，即由程序控制的组织。除此之外，小组织是经济细胞的主体，小组织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也可以是一群人。

小组织的管理，而且是创意组织的管理，远比公司管理简单，但也比家庭管理复杂。

文明转型的阵痛

在农业文明时代，小农经济是有效的组织形态。而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小农意识却成了“落后意识”。这是文明变迁的必然结果。带来的后遗症就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组织和管理的不适应症。相反，商业文明是大型组织，管理复杂本来就比较高，对工业文明的复杂组织接受度也就比较高。

判断世界正从工业文明进入信息文明形态，依据之一就是基本经济单元正在发生变化。果真如此的话，“工业意识”也会像“小农意识”一样，从先进的意识变为落后的意识。

家庭是小经济单元，信息文明也是以小经济单元为主。这难道不是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吗？

以我辈而论，出生在农业文明，成长在工业文明，喜遇信息文明。多代文明形态的意识共存，兴许在向信息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少些阵痛。

本文是阅读冯大力教授《管理的逻辑》之后的读后感，本文核心观点均源于本书。冯大力教授是河南财经大学教授。冯教授既耕耘于书斋，也驰骋于经济战场。既倾心于管理的未来，又喜好回望历史。

用经济单元的变迁这条主线，勾画管理的变迁，以历史轨迹，勾画未来，这是合乎逻辑的。

（注：《管理的逻辑》，冯大力教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